影史考点 | 台湾新电影中侯孝贤与杨德昌电影的异同_世界速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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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中国台湾著名导演、编剧,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49年移居台北。最初在美国学习电脑,后改学电影,1981年回台湾。起初导演电视剧,1982年与陶德辰等合导《光阴的故事》,负责第二段“指望”,受到广泛赞誉,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品有《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独立时代》等。都能将自身的成长经验与相对自觉的本土意识联系在一起。然而,跟侯孝贤电影弥漫着一种诗意的温情和伤感不同,杨德昌电影的成长论述,充满着一种难言的寂寞和空虚。1991年导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被称为4个小时的青春悲歌,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2000年凭借《一一》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他是新电影中最具有现代精神、最执着探索现代都市经验的导演,其作品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理性风格,高度内省的叙事方式、敏锐细腻的影像结构、深刻哲理的都市主题,都透视出强烈的穿逢感和震撼力。他的艺术特色就是理性思辨。影片的创作主题是现代都市的解剖医师,“台湾社会的手术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压抑的都市空间,主要是台北的影像展示和对都市文化的深刻剖析。都市空间是决定性的电影空间,显露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工具。传达出台湾电影罕见的冷漠氛围与疏离气质,与其美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思维、理工科的教育背景有关。《牯岭街》聚焦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充满明灭不定的灯光和阴暗不明的场景。《恐怖分子》展现触目惊心、恐怖的都市氛围,台北社会潜伏的危机和恐怖,就像片中时常出现的大瓦斯球,引爆便会毁灭一切。片头台北清晨街景的描绘,灯火稀疏,建筑鬼影重重,充满恐怖和沉重的气氛。第二,青春岁月中的成长论述。《牯岭街》中小四本是好学生,受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处分。暗恋的小明为寻求有效保护移情别恋。社会压力和压抑的空间,让小四面临崩溃。最后杀死了小明。“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成为青春成长的残酷写照。第三,自省的现代理性,对都市文明和物质社会的批判精神,似的整体的风格是冷静克制的。杨德昌的场面调度常用长镜头、固定机位、让摄影机充当现实生活的不动声色的旁观者和记录者。都市几乎是他电影中唯一的主题,每一部影片中都市都以一种平淡冷静、疏离残暴并黑色幽默的手法呈现出来。《牯岭街》结尾高潮的远观镜头、空镜头;《光阴的故事•指望》中小芬初潮来临时惊慌地叫了一声“妈",镜头切入姐姐的空床与厨房客厅的空镜头,凸显了少女经历生命中重大的生理变化时的无助。全景和中远景的大量使用,使摄影机与被拍摄的人和物之间显示出一定的距离感,使观众与银幕上的虚拟时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理智被情感所淹没。其他方面,比如生活化的语言,词句质朴、很口语化,看似简单的言语背后往往蕴含着对生命富有哲学高度的思考。比如《—》中洋洋说“我也老了”,是一种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变迁的思考;《牯岭街》小四的“站起来”;《海滩的一天》的意识流手法,现实与回忆交错的套层结构、非单线叙事手法,开放式结局等;《恐怖分子》中李立中行为和结局的多种可能性。《一一》《牯岭街》等,人物共同组成了主角生存的环境。宏大构架,片长极长、多条情节线交织。侯孝贤,中国台湾著名导演、编剧,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79年开始执导电影,处女作为《就是溜溜的她》。1983年与万仁、曾壮样合导《儿子的大玩偶》成为新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他主要作品有《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5)、《恋恋风尘》(1986)等。1989年创作出里程碑式的史诗巨片《悲情城市》,首次触及“二二八”事件等敏感问题,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金狮奖。2015年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侯孝贤导演善于用电影来书写历史,用独特的散文式结构、淡淡的诗化叙事风格来捕捉乡村的气息,同时在电影语言上用长镜头等来创造浓郁的民族韵味。其艺术特色更突出为纪实美学的主题:首先,是个人化的青春情结,成长主题。《风柜来的人》描摹几个社会不良青年被迫进城打工、最后参军的生活经历,真实呈现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彷徨、苦闷与爱情。阿清和他的朋友们在风柜等待征兵,整日无所事事,来到高雄谋生,在父亲过世后返回风柜,面对空无一人的靠椅,回忆起儿时和家人的点点滴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父亲乃至整个家庭的关系,终于明白亲情的可贵。《童年往事》中阿孝三次经历其亲人死亡,从起初的顽劣、欺行霸市、收取保护费、打架斗殴,到面对生病衰弱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母亲葬礼上失声痛哭,失去父母的阿孝开始独自面对未来的生活,终于真正体会到失去的一切是多么重要。其次,本土化的历史视野。“台湾三部曲”,试图诠释历史。《悲情城市》以台湾基隆一个家族不同成员在1945至1949年间的遭遇揭示了政治和历史的残酷,哑巴林文清的失语处境是台湾历史和台湾人悲惨境遇的缩影。立足台湾乡土、面向中国文化的史诗气质。比较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位导演,是感性与理性的对峙。在关注视野上,侯孝贤导演更关注乡土空间,而杨德昌导演聚焦都市;在主题上侯孝贤导演试图阐释历史,是现代化之前的台湾社会,而杨德昌导演倾向于现代,除《牯岭街》外都是描述关于台北转型期和转型后这段时间的现状分析,分析都市人的当代处境;在成长方面,侯孝贤导演聚焦个人体验,而杨德昌导演更倾向群像塑造,侯孝贤的电影弥漫着一种意境的温情和伤感,杨德昌导演则充满一种难言的寂寞和空虚。侯孝贤是朴素的伤感与淡然的痛楚之后的释然或蜕变,如涓涓流水慑而不怒,而杨德昌导演则是对群体成长的年代备受压抑的愤怒和对一种纯真、美好被毁灭的强烈控诉;从镜头语言的角度,侯孝贤导演秉持诗人情怀的情况,杨德昌导演更像是具备哲人的思维,一位追求的是拍电影只需拍出“天意”,拍出“大自然的法则",而另一位认为电影就是要具有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辩证意识。从对儒家精神的角度,侯孝贤导演的态度是传承的,而杨德昌导演是对此是质疑的。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有知识分子的民族观念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回顾,而杨德昌导演更溯源于儒家的“仁”。两位导演同处同一时期,在创作上又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台湾电影的风景。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 黄会林主编;周星等著 - 2005
2.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 修订版- 董奇著 - 2004
3.中国电影文化史 1905-2004- 李道新著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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