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无名之辈》让许多人认识了饶晓志，也将充满地域特性的贵州小城推至我们眼前。那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行走在新旧交错的小巷里，充满荒诞感的故事，令人心情复杂。饶晓志承认，这是一部有关家乡的电影，记忆中那些既生动又生猛的面孔给了他创作的冲动，而在他描摹的这幅众生相中，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虚构的创作藏着他真实的个体生命经验。但是，不同于毕赣在民间信仰的浸润中展现出的神秘，以及陆庆屹在偏安一隅的自然主义中体现出的淡泊，饶晓志与故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7月初的北京，连续多天被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位于温榆河边的大道戏剧谷，距离北京首都机场不到10公里，走进园区，安静得能听见风声。在室内，话剧《杏仁豆腐心》正在紧张排练，这是饶晓志时隔8年回归舞台的新作，最近他和团队每天都排练到晚上11点，为7月21日在北京的首演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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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搭建的简易舞台上，两位演员正在对戏。正对他们的是一排工作人员，饶晓志坐在正中间。在排练现场，他说话不多，但句句落在细微。“‘我总是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把这句词里的‘一些’改成‘那些’吧。”他对演员说。有时候，他会纠正演员的一些微小动作，比如说某句词之前，先加一段踱步；或者拿起酒瓶后先顿一顿，别急着开酒。说完上台示范一遍，幽默的动作惹来一阵笑声。

两年前，饶晓志发起晓年青剧团，已在电影界成名的导演重新回归舞台，这被视为“逆流”之举。问及背后的理由，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啊，我就是从这地方（舞台）出来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土情结。”

工作中的饶晓志（中）

之所以提到“乡土情结”，缘于我这次拜访他的目的。近年来，尤其自2016年以来，毕赣、饶晓志、陆庆屹等一批贵州导演相继冒头，被称为贵州电影新力量。毕赣以一部《路边野餐》将故乡凯里的独特空间和神秘气息融为一体，并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进一步延续自己的主观体验。饶晓志在《无名之辈》中呈现出贵州边远小城的粗粝质感以及底层人物的挣扎。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则以影像记录了自己这个普通家庭和父母的平常生活。他们的作品在短短几年迅速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令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主流话语中博得一席之地。

不同于毕赣和陆庆屹充满个人色彩的诗意，饶晓志镜头下的贵州彪悍生猛，更加主流的叙事让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无名之辈》2018年上映，在豆瓣上被216.4万人标记看过，评分至今保持在8.0。故事围绕一群小人物展开：进城务工的小伙“大头”和“眼镜”为了出人头地，妄图靠抢劫对抗命运不公；因车祸不幸瘫痪的姑娘马嘉旗，一心想要自我了断；保安马先勇想考协警却屡次失败，还因醉酒驾车害死了妻子……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生存的尊严，不惜以身犯险也想证明一次自己，内心的卑微和不甘同样强烈。“每个看似滑稽小丑的无名之辈，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悲喜与坚持。”一条高赞评论道出了观众的共鸣。

《无名之辈》剧照

对饶晓志来说，这是一部有关家乡、有关自己的电影。电影中身处荒诞困境中的人，有许多他从小到大认识的身边人的影子，那些人“既生动，又生猛”。在位于北京七棵树创意园的工作室里，饶晓志说起自己已离开22年的老家，有些细节残缺模糊了，被一种笼统却挥之不去的感受所取代。

生猛的人

2017年，饶晓志和剧团参加完爱丁堡戏剧节后，从伦敦飞回北京，同行的还有演员章宇。行程中饶晓志有些恐飞，通过听歌来转移注意力。突然听到手机里放出一首很陌生的歌，“初听有些搞笑，细品又有些忧伤”，听到最后，他流下泪来。一下飞机他就找到曾经合作过的编剧雷志龙，把这首歌放给他听，并告诉他，一定要把这首歌加进电影里——虽然那时候，他连要拍什么电影都还不知道。

歌是贵州籍歌手尧十三所作，歌名为《瞎子》。尧十三将北宋词人柳永的名作《雨霖铃》转译成了贵州织金的方言，歌词写道：“我要说走喽，之千里的烟雾波浪嘞，黑巴巴嘞天好大哦。拉们讲是那家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其表讲现在是秋天嘞。”对应的是原词：“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粗粝的方言直白地宣泄，离愁别绪在忧伤的曲调中显得更为黏稠。

那时饶晓志已离开贵州16年，在此之前，他内心很少泛起过乡愁，听歌时，有关故乡的面孔和画面却一一冒出来。有些是对他来说算不上重要的人，比如某个过世的亲戚，性格很古板，跟儿子感情不好，很平淡地过完一生；小时候念过书的中学，校门口有一棵树，树上刻着女生的名字。一股强烈的冲动涌现——要做一部有关家乡的众生相的电影。“可能是年纪大了，打开开关只需要一首歌。”饶晓志说。

贵州桐梓县官仓镇街头（徐舟毅 摄）

这股乡愁直接触发了2018年《无名之辈》的诞生。那首《瞎子》果然作为插曲在高潮处出现，同坐那趟航班的章宇则是他的男主角。作为影片的编剧及导演，饶晓志为《无名之辈》里的角色注入了强烈的情感。片中的小人物处境卑微却又不甘心如此，在一出出“闹剧”中尽显荒诞与辛酸。家乡那些忘不掉的面孔，给了饶晓志最大的灵感，不一定具体指某个人，而是某一类人。“章宇饰演的‘眼镜’，喜欢吹牛，一天到晚尽想干大事，这就是我生活中认识的人，血气方刚也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粉饰。”回想起这些，饶晓志也说不清是好是坏，但这些生动的人物和家乡的烟火气，都刻在他的脑海里。

作品一旦诞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生长。剧本创作过程中，对白在饶晓志手中不知不觉变成了西南官话，这让人物的性格多了几分火爆和耿直。“眼镜”想敲打兄弟被爱冲昏头脑时，骂他道：“我爱你妈卖麻花情！”瘫痪女孩为了激怒抢匪帮她了断生命，怒吼道：“数到三你要是不开枪，你就是个趴皮！”在饶晓志看来，用这种方式说话，才更符合他对家乡人一贯的血气方刚的印象，一旦换成普通话，“那个劲儿就不对了”。

《无名之辈》剧照

在《无名之辈》之前，饶晓志曾有另一个想拍的故事，也来自贵州。那是发生在六盘水的一个真实案件，弟弟遭抢劫被杀害，哥哥千里追凶。那时饶晓志还没跨入电影行业，等到他跟朋友聊起时，才知道这故事已经被人拍了，就是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2012）。故事中的人物有着极致的生命力和韧性，熟悉的乡土气息令饶晓志动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饶晓志并没有形成一种地域上的身份感，即便是在只身闯异乡的年月里。他家所在的遵义，是一个从四川划分到贵州的地方，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化杂糅的地方。直到多年后，那些不断在脑海中闪现的面孔才提醒他，自己身上始终存在着与家乡同频共振的渊源。

边远小城

在北京见完饶晓志的第二天，我来到《无名之辈》的拍摄地都匀。这是一座地处贵州南部的县级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户籍人口50万左右。都匀没有机场，我只能先飞到贵阳，再从贵阳乘坐30分钟的高铁。然而这天，我计划乘坐的列车却被困在路上。“遵义下暴雨，发大水了。”售票员告诉我。问能不能改签，答：“今天的票都没了，都抢着去（旁边的）榕江看‘村超’了。”我只好转乘汽车。

来都匀之前，我请饶晓志介绍一位当地的朋友带我转转，饶晓志笑了，这还用介绍啊，当地很多人都知道这电影在哪儿拍的。坐上出租车去酒店时，我问司机：“您知道《无名之辈》在哪儿拍的吗？”他立刻指向不远处的西山大桥，“就是那儿啊，拍的时候我都来看了，现在成网红景点啦”。

剧组在片场

都匀城不大，站在九龙寺的山头上，几乎可以一眼望穿。在《无名之辈》外联制片范颖轶的带领下，我和摄影师一路步行就逛完了电影的几个主要取景地。都匀早年沿着剑江河呈南北走势，后来再朝东西两边扩建，由于东西方向多山，城市的宽度始终受限。都匀人傍水而居，剑江河两岸全靠桥梁连接，都匀号称“高原桥城”，全城不同风格的桥梁多达近百座，最古老的白子桥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这里没有界限分明的新、老城区，往往是老建筑旁边就耸立着几栋新建筑，高低错落。这些特征，都是饶晓志相中它为取景地的理由，“空间层次丰富，整个逃跑的动线拍起来有意思”。

这些桥，在《无名之辈》中处处与剧情呼应。桥成为一种隐喻，既是人物走投无路的困境，又是绝处逢生的希望。片中笨贼章宇与瘫痪姑娘任素汐有一段对话：

“你说为啥子会有桥呢？”“因为路走到头了。”“那桥也是路啊。”

《无名之辈》剧照

都匀是章宇介绍给饶晓志的，是章宇的老家。几番实地勘景以后，饶晓志很满意这座小城的烟火气，这与他遵义的老家有共通的气质，随处可见站在路边卖菜、坐在路边吃饭的人，即便深夜，街上也到处是走动的人。西山大桥的旁边就是一条宵夜街，午夜12点，年轻人的大嗓门响彻河岸。范颖轶是土生土长的都匀人，他告诉我，都匀的年轻人，哪怕一个月只拿三五千，也敢一晚上花掉一两千。宵夜、酒吧、KTV、麻将馆，想娱乐的人总是不缺去处，在二十五六度的凉爽夏夜里，舍不得睡去的人宁愿躁动起来。

对饶晓志来说，《无名之辈》的故事是先有了人，才有了场景。那些始终企图对抗命运的人，让贵州成为最适合安置他们的场域。有时候，仅凭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他就能迅速找到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仿佛是同一地域的人身上自带的雷达。38岁的范颖轶身上也有，《无名之辈》中的那些人，仿佛都是从他记忆中走出来的朋友。他20多岁时，身边全是想出人头地的朋友，该奔的奔过，该闯的闯过，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志气。他说的这种“志气”，具体讲不清楚，但和字典里的“志气”不是一回事，“哪怕身上只有50块，也要买包45块的烟”；有时表现在特别能吃苦，“反正已经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了，就放手一搏呗，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范颖轶拿自己的一位朋友举例，什么活儿都干过，跑过车、干过工地、搞过装修，“没办法，都是逼出来的，能干的都干”。而他自己的经历也颇为丰富，做过厨师、开过酒吧，干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摆在大家面前的稳定工作不多，无非是在医院、银行、机关任职。

电影《无名之辈》取景地都匀的日常街景（蔡小川 摄）

都匀曾有过一段还算辉煌的历史，那是一段少有人知的过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贵州成为重要腹地，来自全国的100多家军工企业和20余万职工迁入贵州，集中在都匀、遵义、六盘水、安顺等地。都匀是电子军工基地之一，范颖轶的父母当年便是从重庆迁到此地工作的，他也成为一名工厂子弟。章宇和他一样。他们从小都是在工厂的学校上学，去工厂的医院看病，直到80年代末，都匀跟上国企改制的浪潮，工厂没落，下岗的人们纷纷自谋出路，各路小生意成为首选。

如今，整个贵州都在积极寻求转型，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到文旅行业，耗资数十亿打造的秦汉影视城以及火爆全国的“村超”都是成功例证。当年《无名之辈》的拍摄也曾得到了都匀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山大桥位于交通要道，但剧组仍能争取到两周时间用于拍摄，每天从晚6点拍到第二天早6点。《无名之辈》带火都匀后，来拍摄的剧组多起来。2022年，饶晓志监制的网剧《消失的大象》也来到都匀取景，剧情带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五线小镇象城准备转型，举办“国际盛事”万人马拉松，一位落魄青年想搭上这趟顺风车，却意外卷入伪钞案的旋涡之中。黑色幽默的故事继续在这座小城上演。

清晨的都匀山顶观景台，斗鸡、爬山和旅游的人在这里相遇（蔡小川 摄）

个体生命经验

在饶晓志这批电影人出现之前，贵州其实也曾多次作为故事背景被呈现在大银幕上。2002年，由陆川导演、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在贵阳的青岩古镇取景，这里是姜文极力推荐的地方，他小时候随父母“支左”（“文革”期间，军队被派出支持“左派群众”）来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小学时光。故事以寻找一把丢失的枪为线索，带出一桩命案的真相。小镇陡然起伏的地势、迷雾遍布的天气，营造出影片扑朔迷离、躁动不安的气氛。

后来，王小帅的“三线厂矿”三部曲也将一段残酷青春安放在贵州阴郁潮湿的环境中。《青红》（2005）中高圆圆饰演的女孩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女孩对新家乡渐渐滋生的情感却与父母渴望离开的意志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自己和男友的双重悲剧；《我11》及《闯入者》，相继在犯罪和谋杀的剧情中将这种情绪推至高峰。2012年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更是直接用灰白色的喀斯特原生态地貌来映照麻木残忍的人性。

《人山人海》剧照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安燕长期从事电影史研究，她认为在非贵州籍的创作者视角下，边远地区滋生罪案的荒蛮气息被聚焦放大，而到了饶晓志等一批本土创作者手里，贵州被去除奇观化的凝视，回到了一片既藏污纳垢又生生不息的土壤。“他们丢掉了历史包袱，只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

具体到饶晓志，他的生命经验绕不开青春时期的县城生活，在遵义山区的响水村长大，在桐梓县城上学，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底色。

从都匀往北走，途经贵阳，便可抵达遵义桐梓县。我和摄影师租车前往响水村。车子驶出桐梓县十来分钟后，眼前兀然出现一座座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提醒我终于来到了贵州山区。此后一个小时的车程里，车子始终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之中，迷迷糊糊中驶出一条弯道后，我被跳入眼帘的景象惊醒了。一片云雾缭绕的青翠山谷中，点缀着一串连绵的白色房屋，悦耳的鸟鸣声盘桓上空。一查地图，这里就是响水村。

饶晓志的老家，贵州桐梓县响水村（徐舟毅 摄）

走进村庄，摄影师拿起相机“扫街”，引起村民的警惕，好几次过来询问我们在做什么。说明来意后，村民带我们去了镇上的集市，“逢三和八都是赶集日”，显然是按农历的算法。这里的集市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布局，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路边叫卖，猪肉、豆腐、干豇豆、塑料拖鞋，喇叭里高声叫着：“衣服20元一件，件件20元。”我想到饶晓志在北京时跟我说到的30年前的响水村：他被爷爷奶奶牵着去赶集。村里总是停电，学校在半山腰，到了晚自习时，山上一排排的马灯就走动起来。他父母都是老师，村里的孩子多半都是父母的学生，这让他在村里很受宠，晚上经常跑去别人家睡觉。街上的铁匠有次从水库打上一条大鱼，大到需要四个人抬，整条街的人都被请去一起吃鱼。镇上还有一位电影放映员，过年过节，总能在路上遇见他，身上挂着各种电影的拷贝，遇到车他就搭一段，没有车回县城就要走三四个小时。

小学五年级时，饶晓志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搬到桐梓县城。桐梓县北与重庆接壤，如今坐高铁去重庆只需一个小时。这里比都匀更凉爽，除了商业中心的几条街道相对热闹，其他地方都行人稀少，商店有一种未经装修的八九十年代的简朴感。饶晓志的青少年时光基本在这里度过。2022年他执导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情节和贵州本来不搭界，讲的是中国前外交官在努米亚共和国的战火中历经艰难组织撤侨的故事，但在结尾的镜头中却闪现了“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的字样，作为万里归途的终点。导演的乡谊、人情由此可见。

《万里归途》剧照

贵州多山，以交通不便闻名，但上世纪60年代开通的川黔铁路以及川黔公路在半个世纪前便途经桐梓，给小县城带来川流不息的人群。桐梓老火车站离饶晓志家所住的小区仅百米之遥，后来因为铁路老化，雨季经常线路中断，几年前才转为货运线路。在懵懂的少年时期，饶晓志和身边朋友都觉得桐梓县就是个大都市，其实那时县城最摩登的地方只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大转盘。小学毕业时，他和一帮同学约在一家锅贴馆里庆祝，一名同学喝着杨梅酒，大声宣告：“全世界我就知道中国，全中国我就知道贵州，全贵州我就知道桐梓！”

县城历经几拆几建后已经变样，现在饶晓志回去，发现脑子里的画面都对不上了，乡愁也无处可寻。城市化的滚滚进程，以一种庞大的气势笼罩着每个人。《无名之辈》中，“眼镜”和“大头”的本名分别为“胡广生”和“李海根”，寓意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生，然后被迫留守在贵州的人。进城务工的两人迷失在新旧更替的高楼大厦之中，努力寻找栖身的位置。

《无名之辈》剧照

在当年缺乏娱乐资源的桐梓县，香港电影开启了饶晓志这代人的文化启蒙。“县城的世界不大，日复一日，但电影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详谈·饶晓志》一书中，他提到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带他去县城电影院，里面都是年轻人，穿着喇叭裤，大家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弹座椅，发出一片“哒哒哒”的声音以示催场，整个影院充满躁动的气息。

香港电影对饶晓志的影响，总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无名之辈》中，“眼镜”和“大头”这两个笨贼在落魄中维持着兄弟情谊，“眼镜”对“大头”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先拿钱把装备更新。老子整把AK，给你弄把来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也是在县城的青少年时期，饶晓志萌生了进入影视圈的念头，不过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那时候并不知道表演和生活有什么关系，只是羡慕演员身上的光环。”那时候饶晓志只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并不知道还有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明星黄磊是北影的老师，饶晓志和同学就一起给他写信，信中详述了自己的出身和对表演的向往。后来收到一封回信，里面夹着一份招生简章，他看完就“绝望了”，上面写着考表演系对视力的要求，而他却是个近视眼。考北影的念头就此放弃。

1998年，饶晓志考上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后，摆在面前的路不多，就在他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师哥无意中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这位师哥刚去中戏进修了一年回来，他插班读的正是后来出了章子怡等一众明星的96级表演班。师哥向大家讲了许多在中戏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他们中戏和贵州艺校有多么不一样，这让饶晓志听得入迷，走出贵州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2001年，饶晓志考入中戏，这里的求学生涯彻底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开始了解戏剧，知道了塞缪尔·贝克特、路伊吉·皮兰德娄，从此对荒诞派戏剧产生浓厚兴趣。回想当年跟他一样立志要考北电的同学们，后来大多去读了师范类学校，大家就此走上了人生的三岔路。三十几个同学中，如今只有三个人从事本行，还都是饶晓志劝来的，他对他们说：我们得走出去，不然没有出路。

《人潮汹涌》剧照

2008年饶晓志和李亚鹏联合成立春天戏剧工作室，7年里导演并制作了9部话剧和舞台剧，包括《你好，打劫》《咸蛋》《东北往事》《蠢蛋》等，渐渐在戏剧圈有了一点位置。“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从天资到各方面，甚至我的经历也没有过于异类的事。”多种场合里，饶晓志都很乐意提起自己的出身，并用“小镇青年”的身份来描述自己。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努力往外走，这个过程被他描述为，“不断打破一些东西，再不断重建一些东西”。故乡的印记一点点在他身上淡化。

在安燕这样的研究者看来，贵州新一批创作者各有特色，毕赣在民间信仰的浸润中展现出一种神秘，陆庆屹在偏安一隅中体现出自然主义的淡泊，而饶晓志和故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继而与普遍的现代化联系更紧密。“他随时都可以跳出地域。”言下之意，饶晓志的创作对地域的依赖没有那么强，后来他拍了一系列商业电影，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2021年他发起成立晓年青剧团后，一口气签约了10位青年导演，并宣称未来5年要在不同城市设置5个“晓剧场”，让剧团形成集体效益，不再耽于一部戏的成败。剧团还将涉猎广播剧、剧本杀、密室逃脱、即兴戏剧工作坊等不同领域。饶晓志自嘲这可能是因为小镇出身带来的影响，在很多关键性的抉择上，他都体现出一种理性和谨慎。即便做影视项目，他也始终重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无名之辈》之后，他开始进军商业电影，《人潮汹涌》和《万里归途》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

《无名之辈》以后，饶晓志再没有回过贵州拍戏，“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使命感”。仿佛他的乡愁和青春情绪已得到抒发，想说的话暂告一段落。不过，他仍然推荐了两部自己监制的戏去贵州取景，“这里适合黑色幽默、有小城质感的故事”。